这一点同样可以排除。
最后一种可能，除了李熙，还有个人也是知道这‘绿鸡蛋’的存在的，就是那个董少强。
熊鹰如果只是董少强的老板，则更加不用担心。
一来这个人本来就没有恶意，如果有，当初根本不必派董少强来找我谈收购之事了，他既然那么有钱，那他至少有N种办法把东西从我们这里拿走，所以不必担心这个；
二来他很可能知道当年很多的事，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达成目标或者说不敢说出真相，现在知道我们拥有那个‘绿鸡蛋’，想通过这个来达成他自己的某个愿望或目标，如果这样的话，通过这次约谈，我们很可能得到更多的信息，有百利而无一害，去得！
综合所有的情况，就不难看出，无论是哪种可能，我们都没有什么损失，而且还可能得利。
温菁的说法很多地方和我不谋而合，而且也都在理，四个人一合计：按时赴约！！！
我没让温菁跟着去，而是悄悄叮嘱了她几句，温菁便提前回去了。
晚上，我和顾新洪开元一行三人到了星宝海鲜楼。
八点正，我们准时地敲响了‘南海’包间的门。
这是我在生意场上多年养成的习惯：去晚了，让客户等是最低级的业务失误，犯这种错不可原谅，属于“失礼”；去早了，客户手上的工作没完，而且这样容易打乱客户原本定好的计划，那么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丢单，同样不可取，属于“无理”。
只有准时赴约，既有理也有礼！！
后来这就变成了习惯。
但今晚的赴约却不是因为我的习惯，之所以如此有两大理由：一、对方是什么人我们不清楚，早到就相当于“露怯”；晚到就相当与让对方以逸待劳，很容易被人弄个措手不及；二、我们虽然有“绿鸡蛋”在手，但对方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清楚秦岭科考队的情况，对方很可能在诈我们，早到就表示我们不但知情，而且迫切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而晚到就表示，我们很可能什么都不知情，只想通过“绿鸡蛋”换取更多的筹码。
无论是哪种情况，早到与晚到都将有利的一方留给了对方，而将自己置于不利的位置。
所以，我就掐准了时间去敲门。
推门进去的时候，房间内已经坐了四个人。
靠窗的位置坐着以为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国字脸，五官端正，儒雅可亲，看穿着很像一位极富修养的商人，应该就是给我电话的那个熊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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