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苏进也非常关注。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他跟文物局的一些专家一起，共同拟定过一个文物保护法大致的框架。
这只是一个暂定的框架，以苏进的思想为主，是他在上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中一些理念的共同结合体。
这个框架从一开始就作为官方的意见，发到了每个与会者的手里。
一方面，与会者可以借着这样一个场合，公开发表自己的论文以及意见；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对这个框架进行任何的质疑、拷问，或者细节上的填充。
在苏进上个世界里，中国文物修复历史上，有自己传承下来的一套规则。
但就像很多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这些规则基本不成体系，还有很多自相矛盾、悬而未决的东西。
而在国际上，1933年8月，国际建筑协会在雅典会议上制定了一份有关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正式名称叫“城市规划大纲”，后来通称雅典宪章。
雅典宪章第一次规定了有关古迹保护以及修复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则，促进了相关古迹文物建筑等方面的发展。
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召开，正式通过了《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通称威尼斯宪章。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本奈良再一次达成了《奈良宣言》。
自此，国际上有关历史古迹以文物保护修复方面的规则基本上建立了起来，大部分国家相关工作都以威尼斯宪章以及奈良宣言为原则，进行衍生，照此完成。
这是在苏进上个世界发生过的事情，然而这个世界则全然不同。
苏进刚到这个世界不久，就专门调查过相关的事情。结果发现，雅典宪章的确照常颁布，然而威尼斯宪章以及奈良宣言，都不曾存在过。
雅典宪章主要关注的是城市概念以及规划方面的事情，对于古迹建筑只是概括提到，并不完整。
因此，现在在国外，这方面的具体规则也是很模糊的，完全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苏进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惊讶之余，有些忧心又有些高兴。
每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及修复都有其特殊性，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并没有直接参与威尼斯宪章的讨论与制定。
它在1986年才被介绍到中国，作为一个全新的思潮强力介入。它在制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文物以及历史古迹的特殊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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