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忽然插了一句话，脑海里更是浮现了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神色已经变得郑重无比，更是补充道：“而且，这个葛贤至今还活着，在苏州有着极大的声望，自那件事情之后，被人称之为‘葛江军’。”
“因此，由于事情闹得极大，百姓又站着理，并未造反，只是在街上游行，到衙门口示威，表达不满和愤怒，随着舆论的愈演愈烈，使得当时的神宗皇帝不得不认错，事情出于公愤，而未追究葛贤等人的罪责。”
一时间，随着崇祯的出言符合，表达愤懑之意，毕自严随之义愤填膺了起来，在接下来的言语表达上，有一些忘乎所以，忘记了身份，忘记了场合。
“还不仅如此呢，皇上，当时的宦官马堂，出任山东矿监之时，为了征收店税，更是公然采取了持械抢劫的方式，稍有反抗者，就以抗旨处置，致使大量的山东中产之家破产。”
“还有就是，当时的另一位矿监宦官陈增，眼红于马堂的敛财方式，将魔爪伸向较为富庶的临清，使用各种手段，征收重税，由于权力的重叠性，两人发生了矛盾，甚至于大打出手。”
“不过，即便如此，两人最终还是发了横财，却苦了山东的百姓。”
相比于毕自严的义愤填膺，说到动情之处，几乎是双目直欲喷火，但基于历史学家的理性与分析眼光，崇祯要平静得多，镇定得多，看到问题更加深刻，想得更加深远。
这一刻，崇祯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要想实现大明中兴，想让大明真真正正地强大起来，那是任重而道远，并没有那么简单，并不只是重视商业那么简单。
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的同时，也要有相应的法律辅助，进行一定的保护。
而且，现在这个社会，存在了太多太多的弊病，还是制度上的那种弊端，如果不将其修正过来，即便自己再如何的重视商业，也不够那些执行者破坏的。
毕竟，如果不能实现制度上的完善性，就算有再多的优惠商业政策，那也是等同于画饼充饥，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还有呢，皇上，那些朝廷委派的矿监税使，宦官的素质参差不齐，有一些在净身之前，多是市井流氓，一旦顶着皇命，而又缺乏律法的束缚，就会在地方肆意妄为。招收的税使，也多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亦或是游手好闲之徒。”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些矿监税使，强征上来的税银，十之六七，至少一半以上，绝大部分都进入了他们的腰包，肥了他们自己，细细算来，朝廷的财政并未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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