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此地可为京畿屏障，免前明土木堡之倾覆；而纳建虏之旧属，也可剪其羽翼，此消彼长之下，便更易攻灭残清。”
李云棠时常翻阅大汉历任天子的实录，对于大汉朝与准葛尔的交锋，也了然于心，因此自然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
襄皇帝后面在位的十年间，数次与准葛尔部大战；终使葛尔丹授首，漠南漠北，尽为汉之臣妾。
当然，代价也很沉重。
毕竟原本历史上建虏入侵，便已经导致天下户口损失泰半。
而光复河山的大汉，处境则更差一些；虽成功地从建虏的铁蹄下夺回道统，但其过程则更加惨烈。
得到部分士绅支持的建虏，战争潜力亦不容小觑；自两蹶名王之役始、至汉军光复神都，这之间又足足打了二十年。
汉虏双方交兵之际，更是时不时上演来回的拉锯战；如此烈度的战争，自然会让原本已遭受重创的人口，更加雪上加霜。
税赋乃是国家运转的根本，而人口则是赋税的基础；因此兵祸连结的大汉朝，在建立之初，便显得有些虚浮。
最初十五年的休养生息，本是开了个好头，令天下恢复了一定的元气，可突如其来的漠北之乱，又把新生的大汉朝，再次拖入泥潭。
等到太宗皇帝继位之初，国朝又成了一个烂摊子；天下民生凋敝，逃出关外十余载的建虏，也正在舔舐伤口，伺机南下叩关。
新践帝位的太宗皇帝，面对百废待兴的天下，手段倒是颇为老辣，另辟蹊径从半岛上的朝鲜入手，破解困局。
甲申国难之前，黄台吉便遣兵进逼开城，与李氏朝鲜签订城下之盟时，整个半岛随即成了建虏之属地。
而大汉承接明祚，与李朝的关系，法理上要亲近一些；面对渐渐不安分的建虏，太宗皇帝便自海上遣使入朝，希望能再开东江一镇，令建虏腹背受敌。
或许是汉使口中对建虏贬低太过，抑或李朝君臣自视甚高，断然拒绝大汉的提议后，竟以报故国大明之恩的由头，独自起兵伐清。
盘踞在关外的建虏虽是残部，但还算悍勇，先前未对朝鲜掳掠，一是忌惮南边的汉军，二是经常与北面的术赤兀鲁斯发生边衅，无暇顾及东南边的小国。
可若是有人自不量力的送上门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李朝的军队在建虏的铁蹄之下，如同面团一样任人拿捏；与汉军作战时处处吃瘪的岳乐，在小小半岛之上，却如同杀神一般；仅以三千旗丁，便再次直捣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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