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四省的长官、还有海洋省的长官纷纷向天津送消息，表示人可以再多来一点，这点人过来算什么？
打发叫花子呢？
人要是再不来，我们修那么多东西不是白费了吗？
天京中央政府也是压力山大，不断的协调各地，把各地多余的人口往中南半岛和南洋送，干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
于是从兰芳十三年开始出现苗头的人地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解，那些欠发达的地区也得到了可以继续发展的未来的可能性。
而这一波潮流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副产品，就是相当一部分的农业人口主动从土地上脱离出来，开始走向成为工人的道路。
这一切也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和政治的革新。
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不断发展，还有集体农庄体制的优越性，过去需要大量劳动力才能维持的农业生产现在可能只需要过去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三的劳动力就能够达到，而且产量还年年递增。
这就意味着大量农业人口继续盯守在土地上所能获得的边际效益正在不断的递减。
这种情况，不单单是中华联邦政府能够从各地统计的数据上看出来，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
在兰芳十一年以前，在集体农庄体制之中，有着从集体农庄抽调劳动力前往地方协助基础设施修建的这么一个政策。
这种情况多起来之后，很多地方都会向中央抱怨说农业劳动力不足，农业生产不能拉满。
集体农庄的代表们对于工业部门各种不满、各种抱怨，说他们掠夺了农庄的劳动力，说他们耽误了农时。
很多农民也不是很愿意被征召去从事基础设施的建设，哪怕官府给足了他们工钱和口粮，他们还是觉得这样做耽误了他们的农业生产，让他们赚得少了。
但是从兰芳十一年往后，这样的抱怨就越来越少。
兰芳十三年之后，这样的抱怨几乎就没有了。
因为大家确实发现了，就算不投入那么多的农业劳动力，农业产值还是每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往上上升。
在此基础之上，反而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主动响应官府的号召报名，去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去多赚一笔钱。
但是随着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建设浪潮过去，工业部门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农村劳动力去帮助搞地方的基础建设了。
于是乎，这种名额反而在集体农庄内部成为了香饽饽，大家都争抢着要去，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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