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是非观念的人，不然他也不会几次进高墙，毫不悔改，这种人你和他讲大义，甚至和他讲政策，一点用都没有，不是他不相信，他肯定相信。他进去了几次的人了，能不知道坦白从宽不是空话吗？
而是他觉得只要他不说，他就不是从宽的问题，是根本没事。
这次柳鹏程说的六个字，前三个字，老周头，正是这个团伙的另一个头目，同时也是这个团伙唯一一个偷过自行车的人。后三个字，虾皮厂，是北滨海边的一个废弃的虾皮厂，这地方占地很大，而且四周还有高墙，正是他们租用的一旦有风吹草动转移赃物的地方，他们的车和三个负责盗车的同伙实际上也藏匿在虾皮厂。
这六个字一说出来，张路山就知道柳鹏程他们已经掌握了很多他们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可就不能再闭口不言了，不仅要交代，而且还要好好交代，这样一来是可以争取一个好的态度，量刑的时候能够尽量轻判。
更关键的是，要尽量把罪责推到同伙身上，这点在柳鹏程进来的时候也点他了。
所以，等柳鹏程和崔大队坐下之后，张路山就开始竹筒倒豆子一般交代起来。
其实，他，老周头还有林子他们三个都是一个号子的。这仨人都不是什么好人，等到混熟之后，尤其是等到他们都快被释放的时候，他们开始探讨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出去以后能干点什么。
这三个人他是销赃的，老周头是偷自行车的，林子是入室盗窃的，说起来都不是什么重刑犯，都有进入社会之后重新做人的机会，尤其是在九十年代这种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可是说只要你肯干，胆大，见过世面，机会不是没有的，可是这三个人没有一个想起来想正经干点啥的。
可是这三个人年龄不一样，地方不一样，“业务”也不一样。不管干点啥都说不到一起去，有一天，林子说了一句，要是有啥好买卖老百姓不告，公安局不管就好了！
老周头闷声闷气地说：“有，弄自行车。”
这俩人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是老周头是话赶话说到这里了，可是后来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人们丢了一台自行车，还真没几个报桉的！而且就算是报桉了，派出所也就是做个笔录，最多派两个警察过去看看，问问邻居什么的，这就完事了。你说刑警？哪有空管你自行车的事儿啊！
确定了盗窃对象，他们就又开始探讨，干就干值钱的，干就干大的！于是，他们确定了北滨市，油田，钢厂三个第一批作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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