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道：“遵循固然没错，不遵循，圣上亦可治其罪，且下令补偿百姓，但张检控问得是司法，司法上确实是难以判定。”
张斐又问道：“难道司法上，是允许强征民屋的吗？”
富弼道：“《宋刑统》只是规定官员不得强取民屋民田，但如果是官府所为，并且有朝廷的政令，这就很难去问责。
不过事情当然不能这么做，这是不合理的，既然破坏他人房屋、田地，朝廷就应该给予补偿，此乃理所当然之事。”
张斐道：“既然是理所当然之事，为何没有相关法律？”
富弼思索一番，回答道：“依老拙之见，即便对此立法，可能情况也并不会得到太多改善，就如范文正公的例子，在陕西军州是有明文规定的，但这种情况仍旧发生，若不是遇到范文正公，且再三查访，只怕百姓也得不到赔偿。
因为之前是政法一体，执行政令者也就是执法令者，他拆屋民屋，自然不会认为自己在违法。而且，也有可能真的会延误河防工事，甚至于战事。
如王提刑所言，那么大的工事，不出一点纰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因这些纰漏而临阵换帅，甚至导致河防工事停滞不前，损失将会更为惨重。
若有律法，但又无法得到执行，反而会损律法的权威。”
张斐道：“依富公之意，该由朝廷下令，补偿百姓？”
富弼道：“此非治本之法，上述三例，百姓所遇皆为明主贤臣，得到赔偿，乃是幸运，可在当时，其实还有很多百姓，是无法得到任何补偿的。”
这就是人治和法治一个重大区别。
是真宗，是仁宗，是范仲淹，下令赔偿百姓，而非是依法赔偿。
也许结果是一模一样的，但这就两回事。
如果真宗不赔，又能怎样？
张斐点点头，问道：“何谓治本之法？”
富弼思忖好一会儿，才缓缓道：“老拙认为其实方才问答，已经讲明问题关键所在，就是应该动工之前，制定出一份完善、周密的计划，这也是我朝祖宗之法所强调的。要拓宽多少河道，征召多少劳役，占用多少田地，拆除多少房屋，这些都应该写入在内。
同时应该制定出完善的律法，规范如何征召劳役，如何补偿百姓。以往政法不分，即便拟定相关律法，可能也难以执行，但如今有了公检法，老拙认为这是做到的。
此外，如果不写明这些，其实圣上和宰相也都不知道，此番工事具体需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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