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了。
而当时国内，恰恰是很多人努力工作，也被所处的环境等抵消了大半，甚至经常出现努力的人找不到地方下功夫一样。
比方很多企业中的科研人员，往往得不到什么科研经费，在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主导之下，引进技术，合资办厂成了主流，但后来的自我创新，消化吸收，却往往没有人再继续投资了。
这就是因为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以及长期性而导致的。
又如每年毕业的大批高校毕业生，在学校往往是打了一个专业基础，但却无法适合市场，快速有效地找到自己岗位，往往不得不重新找培训学校，掌握专门的技能，或者换了行业，从底层做起，积累经验。
很简单，市场要求快速的效益，没有多少公司愿意花大代价培养一批熟练工。
在这种转接过程中，即便努力向上的学生，也要白白消耗掉两到三年的宝贵青春时光，如果综合起来看，这种效率上的浪费，会有多么严重。
不要说什么，他们都是成年人，一切路子都要靠自己的鬼话。若是那样，人类为什么还要用社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生活？
大多数人的道路，都要靠一种社会指引，互相帮助，才能最快，最有效率地找到合适的位置。把这些学生往市场上一推，然后造出一堆假就业的数字，真真无耻之极。
何况多数人的自制力并不强，惰性是普遍存在的，如果没有一种合适的制度督促，他们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很难发挥出自己的潜力，不用说全部，就算发挥三分之一左右，也足以使得效率翻上几倍。
薛博士在收集了很多人员调查资料之后，逐步完善了乌尔斯国的社会系统。
从出生到死亡，基本上大多数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一切都有相应的引导机构。学校作为最重要的一环，自然不必说，即便毕业，也会定期得到各种指导。当然这一切的引导工作，非常庞大，如果没有各种初步智能计算机系统的辅助，很难有这个人力完成。
福利制度的改革创新，虽然直接划出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但由于其公正性，在除了开始的不适应之外，很快发挥出了效用。多数人的感觉是，既无后顾之忧，又有极大的向上动力。尤其是在多数公开活动都有记录的前提下，虽然这点带来了很严重的隐私争论，但相对于它的利处，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都不会有很严重的社会后果。
何况在传统的华人文化里，为了公众利益，个人隐私往往是被忽略的。就算西方，为了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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