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爱罢了，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
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
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
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揭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
这些文天祥都懂，吏部内部也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实争论的过程和结果，也没有能超出当年韩非所说的这些。所以文天祥自己也在两条道路上犹疑不决。他认为赵谦的仁义乃是法制下的仁义，而不是人性上的仁义。
如果赵谦用自己对王全乐的恶感为理由去惩处王全乐，只怕所有人都要称赞赵谦尊师重道、明辨是非。但是赵谦用‘严禁打击同僚以及同僚家属’为理由处置王全乐，这种称赞就变成了‘太子行事苛刻’‘太子太优柔寡断’‘太子某国不周’。
这不是因为赵谦的观点有变化，而是当法律一视同仁套到所有人脖子上的时候，绝大多数官员都要本能的挣扎反抗。
想到这里，文天祥叹道：“官家，太子还是先学着选贤任能吧。”
“哦！上鱼了！”赵嘉仁没有回答文天祥的话，而是欢喜的收起鱼竿，就见鱼钩上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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