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煜虽然名义上亲政了，但亲政的最初半年，朝政的大节奏把控，依然完全掌握在父王朱树人手上。
朱慈煜只是在处理日常政务方面，得到了相当的自主权。比如每隔几天的上朝，尤其是大朝会，朱树人有时候会借故不再参与。
反正这些朝会讨论的内容，无非也是某几个府要不要赈灾、某个省要不要特批经费强化水利修缮、黑龙江或者九州有没有什么新的建设项目需要额外预算和技术人才支持，等等。
凡是以年为周期的大事儿，都不会在这种朝会上讨论拍板的。
这种情况，就好比是一个集团、原本的CEO终于不用每天早上一到公司就先收一堆邮件，然后浪费一两个小时去浏览一遍、挑重点回复。这些活儿统统可以下放给新人。
朱树人原本就已经干腻了这些繁冗俗务，巴不得丢出去。而朱慈煜还充满了新鲜感和干劲，两人各取所需刚好。
趁着朱慈煜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小康五年春夏之际的那三个月，很快就平稳地过去了，朱慈煜也没折腾什么幺蛾子。
随着时间来到五月，大明朝廷终于按照原先的计划，在这一年开始了大动作——也就是按照此前朱树人跟儿子说的节奏，开始对缅甸和越南派出外交谴责的使者，跟他们白话白话四五年前的旧账。
众所周知，四年半前，朱常淓刚刚驾崩、朱慈煜刚刚登基的时候，大明境内还是发生过三四起小范围野心家叛乱的，有以大明幸存藩王身份的，还有诈称朱三太子的。
虽然那些叛乱的规模实在可以用可怜形容，最多也就纠集起几千人的武装力量，而且是把一切临时乌合之众都算在内了。坚持时间最长的，也没挺满两个月，便旋即扑灭。
但他们的余孽残部逃散问题，还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大明也有证据，证明那些人不是北走胡，就是南走越。
大明此前只是没急着追究，想先过几年安生日子，这一拖就拖了整整四年之久，现在才来翻旧账。
盛夏五六月份的酷暑，要去南方的热带邻国扯皮打嘴仗，这活儿当然是很辛苦的，还要考虑使臣的身体健康状况、能否在夏天活着走到缅甸，会不会半路上热毙命。
所以朱树人倒也没有从南京的礼部直接派出官员去缅甸，而只是从南京派人去昆明，对李定国宣旨，然后授权李定国选两个云南本地的官员，拿着国书去缅甸和越南。
云南当地人的生活气候环境、水土适应能力，跟缅甸和越南相差就没那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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