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浮萌趋于耕农，游士危于战陈。其反噬必重于‘刖两足’。韩非借卞和之口所言，不得不慎呐。”
姚启圣这番话，倒也略微有点掉书袋，但朱树人也是两榜进士出身，所以并不存在理解障碍。
理想主义的变法，最怕的就是想一步到位，然后同时既得罪了朝中大臣士绅，又得罪了人民群众，最后只对皇帝一个人有好处，那就容易被反噬。
商鞅韩非这些人全都不得好死，急于求成起码占一小半原因。
不过朱树人并不觉得自己有同时得罪所有人，所以他不动声色地问：“你何以觉得此番变法，有同时得罪士绅和百姓？此法明明是利于百姓的，彻底废除了农籍百姓的丁税，却丝毫没有增加负担！多缴的钱粮也是替代他们原本该服的徭役的，怎么看负担都是只减不增。”
姚启圣委婉地说：“殿下仁德爱民，学生岂能不知，但是殿下所定‘农籍百姓田亩下限’之法，今年虽未正式实施，可将来终究是对田地较少的自耕农负担加重的，类似于倒退到了两晋南北朝的占田制、均田制。
占田制均田制下，也是朝廷核定每个丁口理论该当占田多少，并且按该理论值纳田赋，只不过当时指标较高，魏晋时为正丁占七十汉亩，唐初占四十唐亩，折合今日大明面积，也约有二十亩。
殿下所定下限，只是比唐人宽松了一半，同时对上限不加封顶，多占多纳、履亩而税。但说到底，这个下限原为大明此前所无，无知百姓未必能领会殿下的良苦用心，一旦有怨声，又被士绅利用，形成合力，恐怕不易各个击破。”
士绅是肯定有人会反对的，因为大明原先不用士绅纳粮服役，现在至少要纳粮交钱了，士绅在农业税和代役钱上是纯亏的，他们有动机闹事，以及鼓动下面的人闹事。
如果不给那些只有一点点田的农籍人口定个纳税面积下限，那么农民这次就是百分百绝对纯受益，不会被鼓动起来。
有了这个下限以后，家里水田少于十亩的人，就不是纯受益了，得掂量掂量。或许如果只有五六亩七八亩的话，也还能跟变法前勉强持平，因为多计征的几亩田的粮赋，大约能跟免掉的人头税相当。
但如果全家一男一女两个成年劳力、两个未成年劳力，总共田数少于五亩，按照新法依然坚持保留农籍，应该就会小亏。这些人，就有可能被士绅利用。
虽说朱树人武力强横，可以杀一批带头闹的士绅，然后把被蒙蔽的百姓劝回去，但终究有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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