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羊养肥了再宰，另外就是怕朝廷选择性的严格执法，对有权有势有关系的商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对没后台没靠山的商人严格执法，那样后台弱的商人迟早在不公平竞争中被挤跨。
众所周知，明末最终的问题，就是不管出台一个新政策，是往好了改还是往坏了改，最后到了执行层面，都会被拿来以权谋私——
就像几个月前，北京城鼠疫，崇祯让人推广火葬死者，减少传染源，这个思路没问题。
但最后执法的人，不是收黑钱把本该烧的尸体放过，就是勒索那些不该烧的人家钱，如果勒索不到钱就把不该烧的也烧了。
无论是该烧不烧，还是不该烧强逼着烧，都成了收黑钱敛财的手段，关键是吏治彻底崩了，大家都知道潜规则的威力，知道自己就算守法也没用，别人还会捞。
这种可怕预期固化之后，就催着人们尽快挥霍手中短暂的权力，一直捞到国家灭亡的最后一息都不停手。
所以同理，明末的商人并不是没有爱国的，并不是不能多纳税，关键是他们要看到执法的公平性、可持续性。
就好比一个高速公路网络，如果收费贵，但是对每个人都公平收，那就不会挤死遵纪守法的物流商，反正大家问货主收运费的时候都涨价好了。
怕就怕遵纪守法的人一直承担着高成本，而旁边有一群特权的可以跟收费站勾结，然后遵纪守法的人一涨价、生意都被有特权的抢走了，长此以往特权就可以挤死遵纪守法的了。
一旦沉廷扬、郑芝龙带头交重税，好歹这个对特权恐惧的预期，就能被打破。
朱常汸和史可法，很快都想通了这个道理，也就支持把这一思路，作为新监国政策的核心去推进。
史可法比较稳重，又追问：“既然对商人收取了如此额外重税，总要有配套之法，安定人心，不知朱总督是怎么想的？”
朱树人澹然一笑：“要马儿跑，自然也要给马吃草。我以为，让商人们缴了如此重税，需要两方面的配套。
首先，就是要一改大明自太祖以来，重农抑商的社会地位压制，做到四民平等。商人地位高了，多缴点钱，也就没那么愤满了。
而且我大明如今所谓的商人地位低下，其实早已成了一句空话，无非只是压制了那些没有功名的无知商人，最后反而促成了官商勾结，让商人投献托庇于官，压制了也等于没压，还留下无数陋规！不如把潜规则废了，直接明着平等。
其次，就是要整顿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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