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名振和郑成功返航泊靠苏州，就已经是三月二十二了。
再算上从苏州逆流而上、沿长江航行一千多里，经南京、九江直到武昌，至少也得四月上旬才能跟沉树人取得联系。
相比之下，北京城距离辽东战场就要近得多，仅仅三月初十这天傍晚，就已经有第一波小道消息传回，说是洪督师镇守的松山城已经被鞑子攻破。
相比之下，倒是塔山、杏山等地区的部分部队被运粮船队海路救回的事儿，影响力没那么大，山海关那边也没急着用六百里加急回报，反而比松山陷落的消息更晚送回京城。
兵部得信之后，陈新甲还没敢第一时间让崇祯知道，还怕不准确，让人再去核实——因为沦陷的消息是山海关吴三桂送回来的，没有亲历者作为直接人证。
可惜，兵部也只瞒得一夜，第二天早朝时，一些不知从哪儿风闻到蛛丝马迹的言官们，就直接跳了出来。
当然，这第一批反对者，而非陈新甲的政敌，反而是一些自以为一片公心的“正直之士”——明处的反对者往往不是最可怕的，也不是最阴险的。
那些躲在后面扇风点火，让暴脾气的同僚先上的，才是官场上最可怕的。
所以，这第一批言官，就以左都御史刘宗周、东宫詹事林欲楫、少詹事黄道周为首。
刘宗周率先出言抨击：“陛下！臣等风闻松山失陷、洪承畴部覆没，松山之战迁延半年，兵部却不能救，足见兵部人浮于事、迟钝无能！”
林欲楫紧随其后：“臣附议，臣亦弹劾兵部尚书陈新甲渎职怠惰之罪！”
说句良心话，刘宗周、林欲楫、黄道周这几个人，人品气节都是有的，历史上大明亡国时也都能殉国。只是有点过于迂腐、不知变通。
比如刘宗周当初第一次被罢官，就是因为反对杨嗣昌劝皇帝加征“练饷”，认为流贼四起就是因为税负过重，皇帝不该加钱练兵，反而应该解散一些军队减轻财政负担、然后靠轻徭薄赋就能感化李自成张献忠放下武器。
这番话也算有点道理，很符合儒家的“仁政”要求，可惜没操作性——李自成张献忠都尝到甜头了，岂是皇帝减税就能放弃造反的？
而另一位黄道周当初之所以被罢官，也是因为反对杨嗣昌、陈新甲跟鞑子议和、暂时虚与委蛇。
历史上杨嗣昌忧惧病死后，黄道周才被崇祯请回来。而这一世因为沉树人的蝴蝶效应，杨嗣昌倒是还没死，只是重病离开了京城的权力中枢、在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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