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必须承认，在这方面华夏文明古代并不占优。因为古代都不喜欢用数学工具来精确定量研究艺术，只喜欢大而化之地泛泛论道不论术。
相比之下，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6世纪就总结出弦长变化和音高变化之间的数学比例了。（中国古代调音师手艺是很不错的，甚至更好，但只是凭经验凭手感，没人去总结声学数学原理）
宋应星虽然比毕达哥拉斯晚了两千年，但好歹也是补上了这块不受重视的短板，他的一部分内容，也是从徐光启翻译的西方数学思想借鉴来的。
说白了，这两卷比前三卷涉及的工业、手工业要更加不务正业一些，纯粹是娱乐产业，类似后来电影行业的服化道、配乐技术，才那么不被待见。
所以，如果说《天工开物》的前三卷，只会被极个别非常死板的卫道士抨为“奇技淫巧”，那后两卷要是印出来，按照当时的社会开放程度，恐怕是开明人士都会喷是“奇技淫巧”了。
毕竟到21世纪，还有很多人喷娱乐科技是“为戏子服务”呢，何况是17世纪？
都服务于倡伎优伶了，这不“淫”巧还有什么是“淫”巧？
不过，不论别人有什么心理负担，这一切在沈树人这种坦荡君子这儿，都是不存在的。
研究那些倡伎优伶用到的技术怎么了？那些“众正盈朝”的士大夫，特么的哪个不往秦淮烟花之地钻？
天天勾栏听曲、还不许人研究声学物理了？
宋应星感动涕零之余，也不忘提醒了沈树人这一点：“沈道台，您开的价，老夫无有不允，老夫知道这是您抬举我。不过这倡伎优伶之术，由您推广出去，怕是对您名声有所不便……”
沈树人霸气回应：“我怕个鸟？我少年得志，功成名就，该考的功名全有了，早就无所畏惧。适逢其会能抢救两卷本该失传的科学着作，舍我其谁？回到大冶就让人给您拿银子，剩下的交给我。”
宋应星一家被拿捏得死死的，对沈道台的义薄云天、光明磊落，也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
一行人很快回到大冶铁山，沈树人给宋家非常优待，找了个大宅院给宋应星养老，让他每天画图纸做计算搞些研究，也不用亲自下矿山、铁厂考察，毕竟上了年纪了。
一万两银子的“版权费”，也是说给就给，住下后当天，沈树人直接就让家丁把白花花的现银送过去了。
宋应星做官六年，才攒出三千两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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