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约摸二十五六岁年纪，也是在这儿等船的。他见张煌言是今日请客的东道，倒也没有无礼，只是冷漠地拱拱手：
“昆山归庄！指教不敢当！我以为，熊文灿虽冒失轻信，可张献忠诈降也已逾年，期间朝廷没有任何举动补救，这难道是熊文灿一个人的过错么？若大臣都这般多做多错，不做不错，还不给戴罪立功的机会，以后谁还敢为朝廷出谋划策？”
张煌言静静听完，随口反驳：“归兄此言差矣。李、张等贼反复无常，世所共知。当初崇祯七年，陕西陈奇瑜便吃过这亏，误信诈降、纵贼出车厢峡绝地，随后便遭遇反复。熊文灿此番已有前车之鉴，还重蹈覆辙，下狱问罪也不算冤吧。”
那归庄听他拿出陈奇瑜的前车之鉴，一时没想到怎么反驳，暂时哑口无言。
不过他旁边另有一个秀才，看上去年纪相仿，相貌清癯，却是接过了话头，侃侃而谈：
“张贤弟所言，令人颇受启发，在下昆山顾绛。愚以为熊文灿纵然罪有应得，但朝廷的处置，着实不是谋国之策。”
张煌言显然也听过对方名号，拱手回礼：“原来是亭林兄，正好请教亭林兄高见。”
顾绛也不客气，直截了当分析道：“熊文灿误国，属实确凿无疑。可如果仔细分辨，不难发现他这两年招降成功的流贼，先后有七八家之多。
而如今降而复反的，为首只有张献忠一人，其他诸贼，一开始还是想要图个安分的。这说明，熊文灿的眼光至少有七八分准。”
张煌言眉头一皱，纠正道：“亭林兄所说，似乎与事实不符吧？朝廷邸报明白写着，罗汝才、均州三营、革左五营，都反了，鄂豫皖一并糜烂。怎能说只有张献忠死不悔改？”
顾绛却摇摇头，他有过目不忘之能，很有把握地如数家珍：“你们读邸报不仔细，原文明明写的是‘献忠反于谷城，劫汝才于房县，于是九营俱反’。
看出问题了么？罗汝才确实也反，但有先后之别，因果之故，关键在这个‘劫’字。如果朝廷清明、不会乱迁怒猜忌，那些降贼未必会因为‘与我一并受抚的其他流贼复反了’，就联想到‘朝廷会不会猜忌我也要反’，最后互相猜疑、被逼得不得不反。
由此观之，朝廷那么急切拿下熊文灿，是不是增加了其他被熊文灿诏安的流贼的恐惧呢？
张献忠劫罗汝才、劫革左五营时，说的裹挟之辞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以常理度之，多半就是上面这番道理了。所以我才说朝廷的鲁莽，助长了贼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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