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不管是实载还是空载，都要收。
苏轼在离任之前曾经结合自己在浙江救灾时遇到的实际情况，上章言此税之弊：
“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
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凑，以压太贵之直。
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
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臣窃为圣世病之。
只如去年浙中水灾，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运米以救苏、湖之民，盖百余万石。又计籴本、水脚，官费不赀，而客船被差者皆失业破产，无所告诉。
与其官私费耗为害如此，何似消去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
虽目下稍失课利，而灾伤之地，不必尽烦陛下出捐钱谷如近岁之多也。”
大苏是非常聪明的人，他看到了朝廷设置的这个税种，好像是得到了利益，其实带来的损失却远比税收为大。
当然大苏并不是从利字出发，而是从义字出发，看到了商路通畅，货物流转，对民生带来的巨大好处。
等到抵达扬州，苏轼并没有就此撂开手，依旧孜孜不倦地上奏：
“今隔一路之外，丰凶不能相救，未为良法。须是尽削近岁弊法，专用天圣附令指挥，乃为通济。
五谷无税，商贾必大通流，不载见钱，必有回货。见钱、回货，自皆有税，所得未必减于力胜。
而灾伤之地，有无相通，易为赈救。官私省费，其利不可胜计。
今肆赦甚近，若得于赦书带下，光益圣德，收结民心，实无穷之利。臣寻与范祖禹具奏其状矣。
窃揆圣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继祖武之意。兼奉圣旨催促，祖禹所编仁宗故事寻已上进讫。
臣愚窃谓陛下既欲祖述仁庙，即须行其实事，乃可动民。
盖谓此事出于天圣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广，望陛下主张决行。”
苏轼提到自己和范祖禹一起收集过仁宗时候的敕告，发现仁宗在天圣年间的一道附令里曾经做过批示，要求免除力胜钱。
只不过后来不知何时起又被恢复了。
其实苏油觉得这只是大苏为朝廷粉饰，仁宗这道附令，可能压根就没有被执行过。
这种情形，与另一个时空改革开放民力复兴之初，各地政府狂设路卡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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