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愚欲乞备录今状，及元佑六年正月九日所奏四事，行下逐路安抚、钤辖司，委自逐司选差辖下官僚一两人，不妨本职，置司取索逐州见催诸般欠负科名、户眼及元欠因依，限一月内具委无漏落保明供申，仍备录应系见行欠负敕条，出榜晓示。
如州县不与依条除放，许诣逐司自陈，限逐司于一季内看详了绝。
内依条合放而州县有失举行者，与免罪改正讫奏。
其于理合放而未有明条，或于条有碍者，并权住催理，奏取敕裁，仍乞朝廷差官三五人置局看详，立限结绝。
如此则期年之间，疲民尚有生望，富室复业，商贾渐通，酒税增羡，公私宽贷，必自此始也。
民心邦本，事关安危，兼其间逐节利害甚多，伏望圣慈少辍清闲之顷，特留圣虑，深诏左右大臣，早赐果决行下。
当时臣身远言深，罪当万死，感恩徇义，不能默已。”
高滔滔读后恻然，下诏：“京师所置局，因令看详畿内欠负。”
然而苏轼并没有就此终止，继续上书，还告了户部一状，讲述自己所见的中央政策在抵达地方后的执行情况：“臣过淮南，见转运司牒，坐准户部符，臣僚上言淮南灾伤，乞特与除放，其余纳钱见欠人户，亦乞特与减免三分外，若犹有欠，并上二等户，如不可一例减放，则并乞特与展限，候今年秋税送纳。其言至切。”
“寻蒙圣恩送下户部，本部却只检坐元佑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敕节文，灾伤带纳欠负条贯，应破诏旨。其臣僚所乞放免宽减事件，元不相度可否，显是圣慈欲行其言，而户部不欲，虽蒙行下，与不行下同。”
同时表明了自己对户部执行积欠清理态度与能力的怀疑：
“臣今来所论，若非朝廷特赐指挥，即户部必无施行之理。”
“近日淮南转运司，为见所在流民倍多，而所放灾伤多不及五分，支破贫粮有限，恐人情未安，故奏乞法外支结。”
“若使尽实检放，流民不应如此之多，与其法外拯济于既流之后，曷若依法检放于未流之前？”
“此道路共知，事之不可欺者也。臣忝侍从，不敢不具实闻奏。”
半月之后，见朝廷依旧没有决策，苏轼再次上书：“臣闻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初无此心，则臣亦何敢必望此政，屡言而屡不听，亦可以止矣。然臣犹孜孜强聒不已者，盖由陛下实有此心，而为臣子所格沮也。”
“窃观即位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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