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涨注意安全。”“在常山采采有无赵子龙轶事。”“仙卿漏勺咸安。”这一类简短的回复。
偶尔赵煦也会在电报中提到朝堂发生的事情，苏油手里拿到的情报，往往比汴京城外的官员们都要早。
比如九月，朝廷就起了一次波澜。
事情是从官员任免权闹起来的。
根子还在元丰改制之上。
元丰改制之后，天下所定吏额比改制前的旧额多了很多。
这是但是苏油给赵顼的建议，如今大宋和汉唐已经截然不同，管理细致了很多，事务也多出了很多，与汉唐粗放的政权不下乡，“太守县令承包责任制”，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加上商业兴盛，流动增加，因此官员比汉唐多，这是正常的。
但是经过多年施政之后，朝廷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之前的设计还是过于粗放，有些部门官员偏多，有些部门官员又偏少，因此有必要做一次调整。
这就涉及到定额的问题。
公务员改革，这是真真正正的深水区。
苏辙有个手下叫白中孚，对苏辙建议：“吏额其实并不难定。以前负责这个事情的部门叫流内铨，如今更名为了侍郎左选，是事务最繁重的部门。”
“我们就拿这个部门来举例，以前负责考铨的吏员只有十来人，如今多到了几十人，这就是事务并没有增加，而用吏数倍于以前。”
“为什么呢？因为元丰改制以前，国家没有对官吏实施重法、重禄，吏员们贪图贿赂，又不愿意人多了分散收入，故而竭力办事，劳而不避。”
“今行重法，给重禄，贿赂比以前少了，吏员们也有固定收入了，因此都不忌部门加人，反而高兴于少事。”
“这就是吏额这些年来的本质变化。”
“要定下来一个部门需要多少人，其实很简单，旧法以各司的事务难易程度，一共分了七等，我们将之作为标准，繁重的工作算作一分，轻松的工作至一厘以下。”
“我们只要取逐司两个月的事务，做一个分析统计，所有事务的分数就能够定下来，再积若干分为一人。如此一来，每个部门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
苏辙认为这个建议很有价值，又加上自己的思路，就是目前并不裁撤一人，只需要等待吏员年满转出，或者身故，吏员超额的那些部门不做补充，等到及额而止就可以了。
如此不显山不露水，不过十年，超额的那些部门自然就消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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