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需要改革，这是所有政治家都明白的事情，而保守派和变法派的意见分歧，其实是集中在如何改上。
说白了，就是财富的重新分配。
两派都认为，天下的财富是有定数的。
保守派的观点认为，财富不当损失百姓而集中于国家，哪怕国事衰疲，也不能饮鸩止渴。
这样造成的坏处远大于好处，国家虽然一时强大，但最后必将自食苦果。
而变法派则认为，以大宋的国力，先将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上，才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决定性的优势。
老百姓虽然暂时受一些苦，承担一些代价，但是相比万世基业，这样的阵痛是可以承受的。
但是苏油却甩出来另一套完全独立于两派的方法——你们，都错了！
大宋国家的财力，还大有潜力可挖，只要让有限的财富流动起来，就足以产生加权效应。
一文钱，完全可以变做两文钱三文钱来花！
只要这些钱用到了恰当的地方，就能够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大宋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情况下，同样能够一边抵御外辱，整顿军备；一边开发良田，改良工坊，增长人口，改善百姓生活。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只要让国家经济循环流动起来！
而且仅凭物质救不了大宋，还要改造精神！
这种说法在二十年前提出来的时候，相信的人没有几个，哪怕张方平以三司副使的身份亲自撰稿，相信《金融论》的人都寥寥无几。
而发精神改造初声的《士德论》，除了获得一份喝彩，真正体行不悖的，其实也不多。
不过如今信的人却越来越多了，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苏油不但提出了理论，还付诸实践。
相信苏油的人，都获得了长足的回报，苏油在大宋凭空做出了许多蛋糕，还邀请那些相信他的大佬们，加入了瓜分这些蛋糕的行列。
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受邀者的身份越来越贵重，等到赵顼成为最大的受益人之后，苏油的理论终于水到渠成。
这个过程苏油走得慢条斯理，优哉游哉地走了二十几年，走得别人都替他着急。
走到从乌台出来，开封府，枢密院，三司，大佬们就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
真正精明的大佬都知道，大宋国势扭转的背后，站着一个年轻的身影。
不是赵顼，而是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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