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
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
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文中其实是将大同置于小康之上，从表面上看，似乎也的确很有道理。
而理学思潮，却第一次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同，真的可以在今世重现吗？
苏油如今也算是思想家，在他的启发和带领下，如今的理学一宗认为，“大同”，是一个数学里“绝对”的概念，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
而使社会无限趋近“大同”的，是“小康”所论的制度和方法。
是以“大同”为理念，制定出来的人类应当共同遵守的礼法和典章；
是以“大同”为理念，从启蒙到成人的一套伦理教育过程；
是以“大同”为理念，从乡野到朝堂，构建起来的一套社会结构模式。
“大同”，其实就是“内圣”，是宗旨，是追求，是一个人对于自身品质修养的最高标准，是一个儒家思想继承者最高远的志向。
“小康”，其实就是“外王”，是一个人对外与人相处，行为做事应当遵循的方式和方法，是一个儒家思想继承者，在实践中践行大同理念的体现。
两者是一种内部的矛盾统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内圣者一样会用兵，立法，以外王为手段，去推行政治制度。
原因就在于“大道既隐”，大同的产生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一个以儒家思想武装自己的人，他的内心应该是具备“大同之心”的，而他的行为，则体现为“小康之行”。
或者反过来说，不以血裔民族为标准，能这样践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儒家。
这就从理论上解释了李常杰和苏油的区别，也解释了两者在战争中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解决了交趾学子们思想上的矛盾和苦闷，给了他们武装头脑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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