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韩琦，其实已经不是庆历新政时的韩琦了，甚至就是在庆历新政之时，他与改革核心范仲淹和富弼，也是若即若离。
庆历三年九月，新政开始推行不久，朝廷接到陕西四路军主帅郑戬的奏报，申请在水洛城地区修筑城寨。
范仲淹同意，申报宋仁宗，宋仁宗也同意。
但是，范仲淹和宋仁宗都没有想到，改革三巨头之一的韩琦，在陕西坚决抵制，修建水洛城这件事，成为庆历改革核心分裂的起点。
朝野都有传言，前些年，为了照顾宋仁宗的心情，曹皇后与富弼并不主张强立赵宗实为皇子。
但是为防万一，曹皇后已经准备好了传位诏书，并加盖玉玺，日日揣在怀中。
可是，富弼不久之后因为母亲去世回家守丧，韩琦趁机鼓动百官，逼迫宋仁宗诏告天下，立赵宗实为皇子。
宋仁宗无奈，只得立诏，回宫之后痛哭不已。
而宋英宗即位之后，议定拥立的大功臣韩琦，立刻位列首席。
富弼守丧复出后，按照惯例，宰相丧满应该继续出任宰相，可韩琦却提出：“如此做法，对朝廷来说并非美事。”改判枢密使。
富弼心中憋屈，几次对朋友发牢骚：“朝野上下多把我二人视同姚崇、宋璟，不料我虽有意，彼却无情！”
因此宋仁宗去世之后，富弼一直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而韩琦却捏着“相三朝，立二帝”的名头，几番戏弄曹太后，可谓呼风唤雨，权倾朝野。
富弼是枢密使，陕西刺勇之事，按理说是军事，该富弼正管，然而却是韩琦最先提出，跳得最凶。
结果遭遇司马光的顽强阻击。
司马光呢？从仁宗去世后，便不停的刷自己的存在感，利用自己的道德名声和礼制专家的身份，一而再，再而三地指手画脚，在知谏院的地位影响如日中天。
富弼，也不是省油的灯。
之前对韩琦的陕西政策表示支持，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一旦别有选择，立刻改弦易辙，转而支持苏油，哪怕他仅仅是一个入门级的朝升官。
在这种情形下，韩琦也只好转变态度。
如今他是首相，需要关心的事情太多，陕西只是他对富弼的一次打压，司马光反弹如此激烈，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因此苏油的建议，对他来说也算是脱身良方，他的重点，还是在控制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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