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读？还背课文？你是准备要命呀？
我不去，我也起不来！好不容易放暑假，我却要比上学还要起得早，我有病啊？”
“你不想好好读书考大学啊？”
刘小明无所谓道:“能考就考，考不上就等着分配工作，我爸爸认识的人太多了，工作肯定不会差了！”
额！黄瀚愕然！
刘小明还补充一句道:“考大学也是为了分配一个好工作，我跟你不一样，考不上大学用不着去乡下种田。”
黄瀚小时候确实有不少邻居的孩子有这样的想法，恐怕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家里炫耀过定量户口的优越性。
确实如此，九十年代前的定量户口真值得炫耀，否则农村人根本不可能花上八千块钱为子女买户口。
那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国家给了政策，三水县的一个定量户口价格八千块。
太多农村人为了子女的未来节衣缩食买户口，那时的八千块可以买两间老平房呢！市中心的商品房价格也就八百多块一个平方米。
改革开放给超过十亿农村户口带来了参与竞争的机会，太多年轻的农村人进城成为了付出最多，得到最少的农民工。
八十年代城市户口的年轻人才是待业青年，国家总会给予安排工作，跟农村人属于“盲流”截然不同。
有路子的城市人真不在意孩子们是否考得上大学，因为他们跑关系得来的工作岗位，未必就比中专、大专毕业生分配的工作差。
比如萧蔷，只是职业高中毕业，三转两转就弄到了编制，工资不低，工作不累，比绝大多数同龄大学生强。
刘小明也是职业高中毕业，他属于倒霉到家的那一种。
刘兆祥退休时提出要求，这时已经不允许“顶替”，几番周折好不容易把刘小明从一家金属制品制造厂调入招待所弄到了事业单位编制。
谁知道刘小明只做了五年体制内的幸福员工，招待所倒闭了。
政府招待所倒闭简直是绝无仅有，附近县市的招待所都一直存在。
几率这么低的事儿都让刘小明摊上了，可见他有多倒霉！
按照事业编制的金额自己交社保，对于下岗自谋生路的刘小明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最后只能放弃，按照最低标准缴纳。
黄瀚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话就是“好好学习，只有考上大学才是唯一出路。”
这恐怕是黄道舟这个城里特殊家庭的特别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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