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一件事。她的确是个加利福尼亚姑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已离婚。后来，父母又都分别别人结婚，不过双方之间的关系仍然不错。乔丹娜虽然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是却与父亲有着亲密的交往。她今年十九岁，是伯克利大学的三年级学生，同时也是支持肯尼迪竞选活动的学生会组织成员之一。这便是邀请她出席总统就职仪式的原因。
在旧金山的一次集会上，他的美貌使候选人肯尼迪为之注目。他的新闻记者为他拍了许多与学生的合影，因而捞一大笔钱。他曾向乔丹娜许诺，如果他能获胜，一定邀请她她并不那么幼稚地相信他会记住自己的诺言，认为他头脑里装着更多的要事。所以，有一天早晨她收到请束时，感到十分意外。
她非常激动地给母亲打了电话：“太棒了。”
母亲却表现得十分冷淡。全家人都是共和党人。“我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个女伴。”母亲说。
“妈妈，”乔丹娜说，“现在是1960年，并不是1900年。我是个大姑娘了。我能照顾自己。”
“我也相信你会，亲爱的！”母亲温和地说，“可他们为你安
排好住处了吗？谁掏机票钱？”
“一切都必须由我自理。请束只为出席就职仪式而发的。据说我要和总统站在同一个讲台上。
“我还是不赞成这件事。”母亲轻蔑地说，“我认为你最好还是和你爹商量一下。”
她往父亲在市中心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也是那么冷淡，不过他明白这件事对她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虽然他知道她能关照自己，可还是提醒她要考虑肯尼迪的名声。此外，既然那个人现在已经成了总统，他相信他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他答应为她买机票，可是仍然要她和母亲一块回想一下，看看是否有她能移寄宿的朋友家。华盛顿的旅馆住满了各种各样的南方黑人政客及外国人，他们都想大显身手，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朋友全是共和党人。所以乔丹娜最好不住在旅馆，免得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同党人居然支持另一方。所有这一切，都是贝瑞在第一次跳舞时听到的。舞曲一停，他就领着她，想找到一张空桌前坐下谈谈。他们终于在远离舞厅的一个小房间里找到空桌。服务员们正一溜小跑似地熟练地为顾客服务。
贝瑞的办法很简单。他看准一位服务员就立即招手，手里藏着一张十元的钞票。转眼工天，酒菜便摆到面前的桌子上。
“这样花钱太费了！”乔丹娜说，“你真能花得起？”“我想会的。”贝瑞含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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