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在上层的将领手中，而虽然所有在地方实际控制的中层军官都是世袭的，没有试图去挑战在底层的监察能力，但是所有上层将领却不是世袭的，而是始终处于明廷的调动之中，忙碌于各方的边防事务与战事。
真正处于基层，能够具备一定的地方影响力的军官，所能够掌握的资源又极其有限，其实是不足以自己养活自己的部队的，还是要上方军队来进行支援，除此之外，因为各处的卫一级军官都是世袭的，又形成了在集中控制的高层军官下面的分散世袭。
这些世袭军官各自为了自己的势力而谋取利益，但是这种利益是极其有限的，一个卫，因为大明的行政，军事，监察分离的制度安排，所能控制到的东西很少，基本上无法形成有效的利益，来发展自己的个人势力。
这样一来，大明是没有出现各地军官的势力，出现军阀节度使等各方割据，但是被过度限制的利益，同时也让各地的边防将士的待遇越来越差，境况越来越窘迫。
也许从利益设计的层面上来看，卫所制是能够有效地维持大明的军力的，但是这种维持的程度还是太过于理想化，剥离了军官大量利益以保证明廷对于军官的控制的同时，这种利益的剥离又造成了利益剥离体系的下沉，最终让所有的士兵都分担到了这种利益的剥离，以至于士兵的待遇严重下滑。
作为战士，是要为国战斗，为国牺牲的，如果不能保证士兵的待遇，就只会得到两个结果，士兵人数的大量减少，即逃兵的出现，和现存的战士的军事素养的下降。
这种问题，在正统初年已经显现，此时经历了明仁宗和明宣宗的保守时代，大明已经不再是明太祖和明成祖那个四处出征，威势称霸天下的时代了，愈发保守的战略和明宣宗因为和其叔父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对于军队的特殊对待，让这些士兵一方面随着军队地位的不断下降，自身的地位和待遇也出现了严重的下降。
此外，军事方面因为战略保守的缘故，不仅仅是单纯的地位下降，还有因为战略上不再被需求而导致的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比起来待遇的下滑都要更可怕，明宣宗是选择了直接放弃大量的远方疆域的控制，大量的士兵因此不再被需求。
不是待遇的下降，而是出现了根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卫所制不仅仅带来了卫所士兵生活的窘迫，待遇的不堪，甚至是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
因而时间到了明英宗正统初年，根据《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中记载，卫所的逃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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