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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事我有点感慨，想和你说一说。”他说。
“什么感慨？”
“你看，我们走了三家贫困户，有两家是智障，其中那个王艳红，临走的时候还送我们，还指挥我们倒车，还叫我们慢开，满脸的微笑，很可亲的样子。从表面上看，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智障。还有那个张建，我们见面的时候只是言语少一点，但在表格上他也是写着智障。回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乡里印的那个材料，在七个村，二十户贫困户当中，有八户是写着智障，那么这个智的结论是谁给下的呢？是经过医疗机构鉴定的吗？我看不一定。在农村，尤其是在过去，没有几户人家会对所谓的傻子做医疗鉴定，是不是傻，全凭村民的主观判断，如果大家都认为他是傻了，那他就是傻子了，人们背后也可以这样叫他，但当面还不能这样叫，因为这有损人家的尊严，傻子也是有尊严的，你说他有辱他尊严的话他是能听出来的。那么在这次帮扶活动中，乡里的材料上明确写着七个人是智障，这合适吗，是谁鉴定了他们是智障呢？如果根本就没有人鉴定，那么在材料上这样写，是不是有损人家的尊严呢？扶了一回贫，给了人家二百三百块钱，却给人按上了一个智障的标签，我看这不合适，这有损人家的尊严，即便是真的智障了，也不一定这么写，可以换一个写法，面对王艳红的微笑，我觉得给她贴上智障的标签太残忍，人家能和咱交流，怎么能叫智障呢？”他说。
“你说得有道理，我也怀疑这个智障不是医生鉴定的结果，这是村里给鉴定的，如果是村里给鉴定的，这样说确实不妥，不够人性化，扶贫不是简单地给点东西，要体现人文关怀，要尊重人家的权力，保证人家的尊严，那你看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简单搞一个调查，首先是要到残联去调查一下，当然不是以调查的名义去，而是以采访的名义去，顺便问点咱关心的问题，看看智障这个词在残联是怎么用的，各乡镇这么用规范不规范，然后再到民政局去调查一下，看看民政局是怎么用的这个词，然后再看一看别的乡镇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可以写一篇文章，叫做基层工作的文化内涵，或起一个别的题目，我想这里边有文章可做。”
“你的想法不错，你和小曼去做这件事。”
“我想自己去。”
“为什么？”
“如果这个文章可以写，我还是想以你的名义写，其实这是宣传部应该研究的问题，现在基层工作缺少文化内涵，乡镇机关一年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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