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是报社的姚俊臣干的。所以公安局也怀疑十年前的那个案子是不是也是他干的，但他不承认，警察问他十年前的那一天你在做什么，他说十年前的事情谁还能记得呀，警察就走访大院的职工，叫大家回忆那天人们都在做什么，但谁也回忆不起来，警察问我，我说我可以回忆回忆，我就打开了我的日记。
在他盗窃案发生的前五天，我晚上在县委值班，听到楼里有动静我就和老杨去巡视，他拿了一根大棒子，我拿了一块砖头，走到报社的门前时，发现报社的一个办公室的灯亮着，因为姚俊臣是住宿，我俩以为是他在办公室里呆着，就敲他的门，但没人回应，我抱着老杨叫他从眼亮看以下，他看到了一个景象，屋里水泥地上铺了一个大褥子。老姚是外地人，他一年回不了几次家，我们俩都怀疑是他从办公室里找女人了，我们再到一楼巡查，发现一楼的一个窗户开了，窗户台上明显有两个脚印，一个很大，象男人的，一个很小，象女人的，我们俩判定一定是姚俊臣在办公室里找女人了，楼里的动静是他俩开窗造成的，所以我们也没声张。
第二天老杨把前一天晚上的事和办公室主任说了，但他没说褥子的事。只说了脚印的事，为了安全，办公室就决定在西楼的一楼按防盗筋，但五天以后失窃案发生了，办公室主任想起了脚印的事，再去找脚印，已经被干活的人踩没了，人们也并没怀疑姚俊臣，因为褥子的事我们俩谁也没往外说，我们俩以为就是偷情，也没往失窃上想。
后来老姚离婚了，和一个作者结婚了，我们都参加了他的婚礼，我看老姚媳妇小巧玲珑的，我就怀疑当年是不是他俩在办公室偷情，她以前来过报社，老姚辅导她写诗，我对她还有点印象，但这话我也没和任何人说。老姚媳妇没工作，日子过得艰难，他儿子耳朵发育不全，做手术还花了十多万，所以他才行窃，我也怀疑他当年是不是也是因为经济拮据再加上有婚外情，所以才撬了办公室。褥子事件的具体时间我都写在日记里了，警察一看离失窃案只差五天，觉得这两个事有联系，就审问了老姚。老姚就承认了，是他和他媳妇在办公室里发生了关系，他答应给她钱，但又没有钱，他就在后几天撬书记的办公室了。”
他兴致勃勃地讲述着。
“看来记日记还真有好处啊。”
她深有感触地说。
“就是一个习惯吧。”
时针指向八点半了，他觉得他俩应该回去了，太晚了好象也不太好，门卫的老马是一个机灵人，如果他看见他和她老晚才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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