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没有意义的。
正如之前荀彧所说。
初时洛阳城中百官还有些惶惶不安，说什么唐王过分，国不可一日无君之类。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只要按着苏曜之前设计的朝堂制度，即便没有皇帝亲自批阅，各省部官员也各司其职，政务依旧有条不紊地运转。
甚至，由于苏曜那超然于外的威压，所有人都提心吊胆，中高级官员不敢像往日一样在皇帝面前打嘴仗般扯皮，一些事务的处理得反而更加高效。
时间一天天过去，大议礼的热潮却才刚刚开始。
最先呼应的自然是京畿的周边地区。
苏曜翱翔天空的身影早已深深映在他们心中，在这个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几乎全民迷信的时代，亲眼见到有人骑着神鸟在天上飞，那带来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
当陈留、颍川、河内等地的官员百姓亲眼见到陛下与唐王共乘神兽降临，那种“真龙天子”与“神人降世”的直观感受，瞬间压倒了所有经义典籍中的教条。
各地的祥瑞贺表如雪片般飞向洛阳。
在两京司隶以及中原周边的豫兖等州，世家和百姓们表示朝廷应该顺应天意，厚赏唐王，以定鼎万世之基。
这股风潮迅速蔓延。在汝颍之地，很多因早期投资西域开发公司而大赚一笔的世家们纷纷表态支持袁绍的提议，要重赏唐王，与帝同尊；而并州、幽州的边军将士更是感念苏曜带来的赫赫武功和丰厚赏赐，联名上书，呼声狂热，甚至有许多当地官员纷纷上报言天降祥瑞，寓以唐代汉。
甚至连一向被视为文教重地、恪守礼法的齐鲁与荆襄之地，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一些年轻士子开始在《大汉月报》上发表文章，引证上古圣王禅让、周公摄政等典故，论证非常之功当有非常之赏，试图在传统经义框架内为苏曜的超然地位寻找依据。
当然，反对的声音也并非没有。以王子服残党、少数刘氏宗亲领袖，以及部分清流御史和一些远离商贸中心、未受西征红利的偏远郡县儒生为代表，他们仍在坚持“君臣大义”，抨击袁绍之论为“取祸之道”，警告“权臣震主，国祚不久”。然而，他们的声音在汹涌的民意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浪潮中，显得越来越微弱，甚至被斥为“迂腐”、“不识时务”。
这场大议礼，已然超出了朝堂辩论的范畴，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民意宣泄和利益表态。
而身处舆论漩涡中心的苏曜与万年，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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