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是他不辞辛苦的到处演说，即所谓的“行万里路，讲百次演”。1942年上半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载：“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普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
胡适做大使时也每向好友倾吐他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馀次，颇感疲倦。我在此三年，不曾有过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据他自己回忆：“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全美各地演讲四百次之多。”
但是，胡适受诟病的，又常常是他的讲演。宋子文就认为胡适的讲演是“空文宣传”,当面责难胡适:“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
就连胡适的小朋友唐德刚也说：“其实这种苦差事(指演讲)如行之者是胡适教授，政府对这种成绩斐然的国民外交，自然要传令嘉奖。但如行之者是胡适大使，那政府就应把他撤职才对。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摸鱼摸虾，耽误庄稼。胡适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摸鱼摸虾，岂不该撤职……总之胡先生是个教书料。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感到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
也就是说，做为驻美大使，胡适的这些讲演是不务正业。
还有人说得更难听：“胡适也不会别的。”
没有人否定，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能被美国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胡适的演讲是功不可没的。难道，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能被美国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不是驻美大使最主要的职责吗？
胡适所以对到各地讲演不遗余力，因为他了解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民意对国家决策的影响有多重要。而习惯于专制制度下的人们，对民意是不屑一顾的，再他们看来，老百姓的想法和看法没有用，还不是当官的说了算。
其实，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创造的，在专制制度下，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也是民意。只不过，这不像民主社会那样一目了然。而民主社会，民意表达方式，一般是和平的方式，而在专制制度下，一般要诉诸暴力。
也难怪，对于这些，宋子文之流怎么会懂呢！这里，不妨借用一下，那些说难听话人的话。换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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