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的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事费心。”
这封信让丁文渊进一步认识到哥哥的为人。
在与胡适这位小弟的交往中，丁文江更是处处为这位小弟着想，对胡适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
“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这是胡适发自肺腑的话。
一次，胡适生了一场大病，丁文江说他的家庭环境不舒适，硬逼他搬家，并替他看定了一所房子，每月80元房租。胡的夫人觉得太贵，丁文江和房主说妥，每月只要向胡的夫人收70元，他代胡垫付10元。
胡适后来听说这件事，十分感动地说：“这样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他不但这样待我，他待老辈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这样亲切的爱护，把他们当作他最心爱的小孩子看待。
像丁文江这样的很强的“宗教心”的人，别人肯定愿意与他交往，朋友肯定多。而胡适也同样是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其实他自己也同样有很强的“宗教心”，而且，胡适更是个让人如坐春风的人，这样的两个人成为莫逆，就不奇怪了。
人们常用诤友，来形容二个人的亲密无间，其实，用诤友来形容胡适和丁文江的关系，可能更为恰当。
丁文江积极鼓励胡适参与政治生活，二人携手合作,共同组织了“努力社”,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
1923年，中国思想界爆发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学派和玄学派的主将分别是丁文江和张君劢。这场笔墨官司一开战就吸引了新文化运动的几乎全部著名人物。论战的紧要关头，正在养病的胡适耐不住寂寞了，一篇《孙行者与张君劢》横空出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逻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手心。最终，科学派大获全胜，丁文江的个人声望也达到巅峰，成为很多学子心目中的青年导师。今天人们常说的“科学人生观”这一概念，就是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首先提出来的。
前边提到过，1933年11月，蒋廷黻发表《革命与专制》，胡适随即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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