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不复能澄清政治，镇压军人了。
“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二十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即以国民党旗帜之下的几次互战看来，何一非长衫同志失职不能制止的结果？当民十六与民十八两次战事爆发之时，所谓政府，所谓党皆无一个制度可以制止战祸，也无一个机关可以讨论或议决宣战的问题。故此种战事虽似是军人所造成，其实是文治制度未完备的结果。所以说扰乱是长衫朋友所造成，似乎不太过罢？
“我若作详细奉答之文，恐须迁延两三个月之后始能发表。故先略述鄙意，请先生切实指正。”
因为有了这个答复，于是便有了胡适对梁漱溟那著名一问：“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
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十年的中国的对外开放，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变化，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胡适在写《我们走那条路》时，差不多遭致的是一片反对声。但正如有人所说：“先驱是孤独的；先驱的思想又是烛照历史的火炬。 经过80多年的盛衰哀乐，不论政治派别，人们应该从中感悟到先驱的智慧。近代中国彷佛在盘陀路上攀登，一次又一次似乎回到原点。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假如当年先生的忠告被听取，中国的面貌会有什么不同？”
有人说：“看了《我们走那条路》，完完全全可以看出胡适对各类问题看得多么透彻……”
任何上过中学政治课的人，都可以用内外因的哲学观点来阐述胡适的意思，“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内因是关键，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家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如胡适所说，一个个个人强大了，国家强大了，就是真有帝国主义来侵犯，我们已经练成金刚不坏之身，自是百毒不侵。
只要是真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就应该知道，所谓再深奥的理论，所揭示的也无非是生活的真实和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任何革命，任何主义，只要是主张进步的，最后的归结点都是人民生活得得到改善。至于那些为了革命的革命，为了主义的主义，即使不是邪恶的，也必定是瞎胡闹。而这，不正是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的全部诉求吗？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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