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不愿政府参与、要由“国民主持”的主张，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学术文化教育事业独立的必要条件。
然而当孟禄与我国各方面“接洽之后，对于委员产生之方法，不得不稍为变更。”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回答是：“若令各团体推举，势必引起纠纷，不如悉由政府任命，事实上比较顺利。”没想到这个“稍为变更”，竟为后来埋下隐患。
对于中基会的成立，顾维钧也有比较详细的回忆。他说：“由于当时我是外交总长，所以我理应参与讨论此事。在这项工作中，我得到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博士的帮助。协议草案拟出以后，由我交内阁审议批准。内阁一致通过协议草案。按例行公事，协议草案又呈送总统，由总统明令公布。协议规定了董事会的组成。董事会成员由双方政府任命。我想，美方成员是由美国公使馆按美国政府的指令提名的。董事会的中方成员有：胡适博士、郭秉文博士、前清华校长周诒春博士和范源濂先生。我记不清蒋梦麟先生是否也是董事会的成员了。”
顾氏回忆与事实略有出入。根据中基会1925年第一次年会报告，这次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于1924年“通过美国议会两院，并表示此款当用以发展中国之教育及文化事业。同年九月，大总统令派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廉、黄炎培、顾维钧、周诒春、施肇基、孟禄、杜威、贝克、贝诺德、顾临为董事。十月三日，复令丁文江为董事，合成十五人之数。……于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遂正式成立。”可见当时胡适并不在15名董事之内。
直到1927年6月29日，中基会在天津召开第三次年会，胡适和蔡元培才被选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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