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这一期间，除了研究著述，管理中国公学外，也还是有很多社会活动的。他经常把星期天的时间空出来接待来访者。
他在1928年7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今天是星期，我家中来客最多，终日会客。这是冬秀所谓‘做礼拜’也。”
江冬秀后来回忆了当时的一件趣事：一天，一位德国学者来访，胡适沿着楼梯下来，那人赶紧说：“我不是找你，是找你的父亲。”胡适笑着说：“我就是胡适。”德国学者大为惊奇，说：“我早就读过你的著作，总以为是一位老先生，原来你还这么年轻！”
胡适同时也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1928年12月14日，胡适作《新年好梦》一文，提出六个梦想：第一，我们梦想今年全国和平，没有一处刀兵。第二，我们梦想今年全国裁兵，——有计划的裁兵，确确实实的裁兵。第三，我们梦想今年关税新税则实行后，一切苛捐杂税可以完全取消。第四，我们梦想新成立的铁道部在本年内能做到下列几项成绩：(1)把全国已成铁路收为真正国有，不许仍旧归军人有。(2)把各路收入完全用在各路的建设事业上。(3)筹划几条不容再缓的干路。第五，我们梦想今年全国实行禁绝鸦片。第六，我们梦想今年大家有一点点自由。
在这些梦想中，不难看出胡适对祖国，对民众怀着怎样的深情。
1929年3月，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潘光旦等人组织平社，经常聚会讨论，从各方面研究“中国问题”。
这一年当中，胡适忍不住再谈政治，他在当年6月2日写给张元济的信中的说：“我也很想缄默，但有时候终觉有点忍不住，终觉得社会给了我一个说话的地位，若不说点公道话，未免对不住社会。况且我有一种信仰：‘天下无白白地糟蹋的努力’，种豆种瓜终有相当的收获。不种而获，则为不可能的事。自由是争出来的，‘邦有道’也在人为，故我们似宜量力作点争人格的事业。”
1929年，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
4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了一道法令“保障人权”
正在践踏人权的政府忽然宣称保障人权，使以温和著称的胡适也忍不住了，迅即作《人权与约法》一文。
文章写道：“四月二十日国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全文是：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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