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欧洲时，也一直关注着国内的政局，谈起过南方的领袖人物，总得说来，他对蒋介石还是有好感的。他说过：“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
odi
我没有见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
当然，从不跟风和盲从的胡适，在对蒋某人寄以厚望的同时，显然是有所保留的。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胡适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他后来说过，他理解吴稚晖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反.共”，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显然，这个时候的胡适，和蔡元培一样，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
有一天，在帝国大旅馆里，胡适遇着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先生(Ma
ly O. Hudso
)。谈话间，赫贞说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交谈过，认为“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
胡适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曾为蒋介石辩护，说：“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道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按，即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胡适对吴稚晖、蔡元培是信赖的，认定他们不会轻率做出选择。
在日本观望了20余天后，胡适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认识，心里有了一些底数，想到自己的很多友人，诸如蔡元培、吴稚晖等，都得到了重用，觉得自己不至于被怎么样。便订了船票，决定回国。
1927年5月17日，胡适从日本回到上海。下船就收到顾颉刚的一封长信。
顾在信中，说：“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为他们而累及先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
顾颉刚在“万勿到北京去”几个字的下面，都加有密圈，可见他是多么担心自己敬爱的老师的安全。
也难怪，胡适曾为陈炯明仗义执言，曾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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