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写信给庄士敦谈起自己和溥仪交谈的十分愉快，并且近乎虔诚地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一一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看来胡适这样的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文化人士，也是为自己受到“天子”接见而自我感觉良好，足见传统的力量有多强大。
也难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成了共和国普通公民的溥仪，出现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被人认出，竟有一大片人跪在了地上。连溥仪自己都说，这是什么年代了，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怎么可以这样”的事就摆放在那里。
当新派的胡适与老旧的皇帝见面的消息传出后，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在宫中像炸了油锅似的。而在社会上，一样也是沸沸扬扬，甚至更有许多传闻，诸如“胡适为帝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等等。
为正视听，胡适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刊登在《努力周报》上。
文章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 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样子很清秀，但颇单弱；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他穿的是蓝袍 子，玄色的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本日的报纸十几种，内中有《晨报》、《英文快报》，炕几上还有康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 《西游记》。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问起康白情、俞平伯，还问及“诗”杂志。
“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过旧诗，近来 也试作新诗。我提起他近来亲自出宫去看陈宝琛的病的事，并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此外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事，如他出洋留学等事。那一天最要紧的谈话， 是他说的，“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 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我们谈了二十分钟，我就告辞出来。
“这是五十日前的事。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希奇。 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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