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在信中不时穿插些运动的信息。事实上，他得出的“平静了”的消息也不准确。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不断传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妇急于北上。
5月30日，杜威终于来到北京，目睹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军阀政府，也目睹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他十分震惊，并为那种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所深深震撼。
由于五四运动激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想留在中国看个究竟。因而他改变了1919年夏天回到美国的原定计划，决定向哥伦比亚大学再请假一年，留在中国。
6月初是北京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期，杜威亲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挽回权利。
6月5日，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大约有一千名左右的学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学已做了临时‘监狱’，法学院的房子已关满了人，现在又开始关进理学院的房子。”同一天晚上，他又给女儿报告了一个最惊人的消息：“今天傍晚，我们从电话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学周围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们住的帐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里面的学生们开了一个会，决议要质问政府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言论自由，他们就不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是打算还要讲话的，免得再度被捕又关进来。这些学生不肯离开这个‘监狱’倒给政府很大的为难。”
杜威后来得悉政府这样丢脸的屈服，是因为上海的商人为抗议成千的学生被捕而在前天罢市了，他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晃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6月16日，杜威在家信中说3个“卖国贼”已经辞职，学生罢课已经停止了。6月20日，又告诉女儿：“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得很周密的，并且比预计的还要提早结束，因为有一个政党不久也要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怕他们的运动（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会被误认为被政党利用，他们希望作为学生团体独立行动。想一想我们国家十四岁以上的孩子，如果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可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7月2日，他在家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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