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田虎”，并且征辽部分是“最晚出”。
再者，对《水浒传》的思想艺术的分析，胡适也努力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
在《水浒传》的评论史上，金圣叹占有极高的位置。正确评价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是对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展开全新研究不能绕行的问题。
正如胡适所说：“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有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内涵做过深入的发掘，他揭示了《水浒传》“乱自上作”描写的意义，认为小说所体现了“庶人之议皆史也”的思想价值。对于这些，胡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胡适对金圣叹解读《水浒传》的基本方法并不认可，他批评说：“ 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
“金圣叹最爱谈‘作史笔法’，他却不幸没有历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不逐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它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它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作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
正因为有这种观念方法上的转变，胡适对《水浒传》思想内涵的认识就有了与前人不同的深刻之处。比如，他认为：“平定方腊以后的一段，写鲁智深之死，写燕青之去，写宋江之死，写徽宗梦游梁山泊，都颇有文学意味，可算是《忠义水浒传》后三十回中最精采的部分。”他觉得尤其是写宋江之死一节最好，“这种见解明明是对于明初杀害功臣有感而发的。因为这是种真的感慨，故那种幼稚的原本《水浒传》里也会有这样哀艳的文章”。
与此同时，胡适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质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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