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把它抽象出来推而广之，就成了“主义”，并且主义和问题之间的关系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而不同，特别“在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
就胡适“空谈外来主义无用”“偏向纸上的主义，有为无耻政客用来做害人的危险”等观点，蓝公武则认为，一方面，鼓吹主义绝不是读一二本小册子随便乱谈、滥竽充数的，无耻政客骗不了人；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文化交通时代，排斥一切外来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做法，简单地“概括的以空谈外来主义为无用，未免有几分武断”，如果过于注重“实际的问题”，而抹煞了“主义学理”的效果，“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
所以，蓝公武得出结论说：我们要解决种种问题就要研究种种主义，所以，“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切实的第一步”。
对蓝公武的回应文章，胡适是仔细研读了的，也引起了他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本打算在下一期《每周评论》行文，但被李大钊的一封来信打断了。
李大钊认为“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为此“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
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这是李大钊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二人在北大共事，也是好友。抬头处，李大钊尊称“适之先生”；落款处，注明“寄自昌黎五峰”。
此时，李大钊因病在河北老家休养，正在昌黎五峰山避暑。离京之前，他就读了胡适的文章，当时“发生了一些感想”，有些意见完全相同，有些稍有差异，经几日思考，乃一一写出。
与蓝公武尚未“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不同，李大钊“标明”了马克思主义“旗帜”，同胡适“短兵相接”，本着探讨的态度，就“‘主义’与‘问题’”“假冒牌号的危险”“所谓过激主义”“根本解决”等问题作了回应。
李大钊也主张认真研究实际问题，不应空谈理论学说，而且胡适文章让自己“觉悟”了，“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但是，李大钊认为，问题和主义不能分离，宣传、实行主义与研究、解决问题并不矛盾，而“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实行和运用“主义”去解决“问题”。其中的逻辑关系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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