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
“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球）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球），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1919年的一季度，胡适开始忙碌一件大事，就是邀请自己的导师杜威来华讲学。
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丽丝(Alice Chipma
)、女儿露茜（Lucy）利用休假机会到日本游历、讲学。3月，与胡适同为杜威弟子的陶行知得知后，写信给胡适，建议邀请杜威到中国讲学，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胡适马上写信给杜威，邀其到华讲学，
适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郭秉文（1880-1969，后任南高师校长）和北京大学教授陶履恭（陶孟和，1889-1960）赴欧考察战后教育，3月14日，他们顺道经过日本时，当面拜访杜威并邀请他到中国讲学。
在后来杜威博士致胡适的函中说：“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我的游历形成有大妨碍。我想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一路有可以耽搁的地方就下来看看。”
杜威原打算五月中旬到中国，住不长的时间，以游历为主，间或做几次演讲，于七八月间返回美国。但当郭秉文、陶履恭教授邀请他到中国讲学时候，他改变了原先游历为主的打算，“郭秉文博士和陶履恭教授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做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功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
杜威愉快接受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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