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时劝导说：“凡是过于銳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没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
他期望北大师生“遵循轨道”，稳健行事。
蔡元培一周后回复傅增湘：坚信“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同时恳请总长代为“消弭局外失实之言”，表示：“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问之竟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
此信是傅斯年代写，但完全表达了蔡元培的意见。从回函中。不难看出，蔡元培是十分合作的，对于一直挺自己的这位总长，也给予了应有的尊重。
大总统徐世昌也因此事，几次召见蔡元培等学界人士，了解情况。显然，他也遭受到了来自安福系的压力。
看来，这并非林纾老先生的本意。或许，连他都看不下去了，主动登报向蔡元培等人认错道歉。
1919年的春天，正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越来越成为国人关注的聚焦热点。
前边提到过，蔡元培和所有的国民一样，觉得一战胜利了，又有美国总统提出的代表公平正义的“十四点建议”，从此，中国就可以彻底告别受欺辱的历史。
但是，这幻想的肥皂泡沫很快破灭。
1919年5月3日，凌晨，一辆疾驰的马车停在了北平东堂子胡同。这里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家。车上下来一个人，他是蔡元培的挚友，北洋政府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巴黎和会外交后援会的委员长。
他给蔡元培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
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转变了，同意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这个消息，让渴望“公理战胜强权”的蔡元培惊呆了。
汪大燮告诉蔡元培，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而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巴黎，授意陆征祥在合约上签字。
汪大燮说，国民外交协会已致电在巴黎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在汪大燮看来，光靠国民外交协会，其力量是很有限，如今国家唯一的希望就在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那里有一大群有正义感的教授，有几千名有爱国心的学生，只要北大点起火种，势必能燃烧全国，能惊醒民众。那就有可能力挽狂澜，制止政府的卖国外交。
可是，对于学生运动，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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