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广泛传扬劳动与劳工的重要价值，并身体力行去实践。人人都要劳动，不劳动是可耻的。“五四”青年学生在各地广泛开展的“工读互助”，用这种劳动与读书结合的集体生活试验，践行了这种主张。
“五四”时期，劳动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是伦理问题和道德问题。
这个时候的蔡元培，明显开始涉足政治了。而自民国建立以后，对于国内的政策争端，他都是倾向于和平解决的。
由于欧战结束，国内和平呼声越发强烈，旨在终止南北分立的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国民制宪倡导会等相继成立，蔡元培参与了上述团体的活动。
1918年11月18日.他曾致函中.山先生，婉劝其能够赞同南北和平，“提携同志，共同营造民主政治的基础”。提出“倘于实业、教育两方面确著成效，必足以博社会之信用，而立民治之基础，较之于议院占若干席，于国务院占若干员者，其成效当远胜也”。
此后不久，他又与熊希龄，以和平期成会负责人的名义，致函中山先生，恳请其“大力匡勷”。
中.山先生曾于12月4日复函蔡元培，表示，争取和平，应该是有法律保障的和平，“敷衍苟且，只会暂安久乱；欧战之后，公昌大理，要实现真正的共和政治，决非少数暴戾军阀所能做到”，因此要坚持“贯彻初衷，以竟护法之全功，而期法制之实现”。
得知了中山先生的态度后，蔡元培很是失望，知道自己无法说服对方，也只能作罢。
在此期间，蔡元培与教育界人士，发起了“退款兴学”运动，促使西方列强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
12中旬，他与陈独秀、夏元瑮、黄炎培、沈恩孚、王兼善等人联名提出《请各国退还庚款供推广教育意见书》，吁请各界借助欧战结束后有利的国际环境，敦促各国将“将此后每年赔款，悉数退还吾国，专为振兴教育之用度”。
提出“促成此事之方法”是，上书行政当局，请其赞助，致函各国贤达人士，求得支持，发动国内外舆论，造成声势等等。
年底，梁启超、叶恭绰等赴欧洲考察，并旁听巴黎和平会议。蔡元培特意拜托他们，请其向各国宣传退款兴学的主张，以扩大影响。
翌年4月，他有函致在法国的李石曾：“运动赔款退还一事，已由北京及上海各教育机关推定先生及陶孟和、郭秉文二君在欧办理；郭、陶已到美洲，不久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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