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前线的北洋军和川军，虽然在兵力上是压倒多数，装备也远超护国军。但由于士气低落，加之北洋军和川军间的矛盾，和士气高昂的护国军对阵，也只能处于下风和守势。
而护国军军方面，由于兵力和财力等方面的限制，想取得大的突破也很难。
在一片厌战的声浪中，蔡锷等人开始把战略重点转向了争取陈宦和四川独立上。既能减少流血，又能取得更大的收效，这当然是最好的事。
其实，在交战的过程中，双方也有私下的联络和沟通。
除了陈宦和蔡锷有信使互通外，冯玉祥也曾先后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决心响应起义，愿意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是在内心深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曾对外表示：如果坐视袁世凯称帝，当初为什么要参加推翻清廷争取共和的起义？
蔡锷想得更长远，和冯玉祥讲，如果能劝说陈宦宣布独立，对护国大业贡献更大，冯表示他一定会尽力。
张敬尧也有信给蔡，申述个人的主张，表示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希望他能宣布独立，用行动来证明。他回答说要集合各军代表在泸州举行一次会议，以求一致。
陈宦接到袁世凯的停战要求后，正求之不得，随即向蔡锷发出停战书：
“云南此次起事，全国皆知，原由爱国起见，并无丝毫个人恶感。兹者帝制经已取消，公等目的亦已达到，而大局尚岌岌不可终日，凡以国事为前提者，即当设法维持。蔡公爱国达士，想亦与表同意。兹请通示前敌，暂行停战，以便双方讨论善后办法。敝处亦当分示北军长官，立即停战。素仰我公大公无私，谅能不趋于个人感情作用，有以教我。其余详细办法，已面嘱敝处代表，亲赴台前，面述一切。”
蔡锷复陈宦书：
“敬诵大函，得领宏教，不胜钦佩。所云此次云南起事，特为护国起见，诚然诚然。当时锷等以为起事之后，可用军事上之态度，表示国人反对帝制之意。如袁氏而良心不昧，即当俯从民意，中止帝制行动。讵料袁氏并无悔祸之心，竟又调派大军南下，以实行武力压制。以为如此，则真正之民意，可以被其压倒，而帝制可成功。因此致令生民涂炭，将士丧亡，举国骚然，四民失业。袁氏岂能辞其咎耶！及见人民反对日烈，帝制终无成功之望，始不得已勉行取消。论者以为袁氏至此必能退位以让贤者，乃复尸位不去，此非吾人所能解者。
“试问袁氏居此失败地步，能否掌执国家大权，操纵如意。即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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