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王孙，年深日久，无有不弱之理，是亦可虑。”
朱曰：“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虑及百年以后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学问阅历，则王子亦兴，平民子弟亦兴；若弃家法学问，则又从何而兴乎？”
大总统曰：“当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者，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其脑中，其或百中有一只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国之联邦，至于特色立宪君主，固未尝梦到也。”
朱曰：“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
在列强对中国帝制问题使用压力的时候，日本是最认真的，前面已经提到日本个别地或是联合地对袁采用压迫。
当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正式接受帝位推戴后，日本公使于十三日单独照会外交部，谴责中国**对帝制问题的答复没有诚意，要求于十五日以前给以满意的答复。
十五日，日置益公使偕同英、法、俄、意国公使到外交部提出第二次警告时，日使代表各国发言，他说：“前此各国提出有关帝制问题的劝告，中国**曾声言不遽从事，并担保中国境内治安的完全责任。因此，日本与四国对中国决然采取监视的态度。”
这是列强联合压力，其方法是由劝告变为警告，由旁观变为监视。
早在十月十二日，袁曾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以中国代表资格庆贺日皇加冕。这时为了讨好日本，又特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贺礼赠勋特使，代表袁颁赠日皇以大总统级的大勋位。周的任命发表时，袁特升周为上卿以示隆重，并派专门办理对日外交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以“仪同特任”待遇为副使，一切都显示对日本的关系列为最重要。
北京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将中国派遣特使一事通知日本**，预先商定特使行程，预计民国 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抵东京。陆宗舆和日方联络后，据悉日本**将以亲王之礼接待中国特使。
民国五年元月十四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日使馆内为周自齐特使饯行，宾主颇尽欢。不料第二天日本公使馆忽然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东京急电，请周特使缓行。
而陆宗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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