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刺宋一案，纯属法律问题，程德全等宣布证据，不出自法庭而出自军**，未免有违法之实。
作为宋教仁多年的至交，黄兴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当时的中国缺少法治观念，民主共和又刚刚确立，所谓“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等，这些东西大多停留在概念层面，一旦进入操作阶段，难免会因为个人好恶或集团利益而导致理念扭曲。
革命党人这边，主张对袁世凯持强硬态度的不仅有黄兴，另一位革命领袖孙中山更是如此。
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在第二天即得知消息并决定立即回国。
四天后，孙中山一行人回到上海，随后开会讨论“宋案”的处置办法。
黄兴等人主张用法律解决，与黄兴不同的是，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认为是袁世凯在背后策划了一切。
返回上海的第二天，孙中山即在拜会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时表示：“宋教仁暗杀事件，事颇重大。昨朝返沪以来，根据收到之报道，其数虽少，而出自袁世凯嗾使之证据，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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