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之后他就向人散布说：“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之也。”
已明显表露出自己要与维新派画若鸿沟之意。
当天下午，他匆匆忙忙赶回天津，直奔荣禄的总督衙门告密。
二十一日早晨，西太后在宫内发动政变，宣布重新训政，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了瀛台。
同时下令捉拿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
康有为在政变前一日逃离北京。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在日本人掩护下前往日本。
谭嗣同与侠士王五谋救光绪皇帝，没有成功。
日本人劝谭嗣同逃跑，他不听，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弟、杨深秀被杀于北京菜市口，被后人称为“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在临刑时大呼：“有心杀戝，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从此成了富于牺牲精神，舍身取义的楷模而光照千秋。
袁世凯则成了出卖维新变法之人而留下千古骂名。
很快有一首三言歌谣在社会上流传：“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因为袁世凯二十日的告密，而导致二十一日晨西太后发动政变，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说法。
但是，有人经过研究后后提出异议。
他们认为，袁世凯二十日下午从北京回天津，到荣禄处告密不假，这一点袁世凯本人也不否认。
但西太后二十一日晨发动政变却和袁世凯的告密没有关系。
因为，从时间上，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时间已经是很晚了，夜里已经没有从天津去北京的火车。
而电报京师那边都掌握在维新派手，无法用电报和北京联系，也就是说荣禄没有时间和条件，把袁世凯告密的事在发动政变前报告西太后。
那个时候，维新派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记律，京城守旧派的密探遍布。
在一片悲观丧气的情绪下，拿袁世凯这个救名的稻草，给自己的人加油打气，可能已经成了挂在嘴上的事。
这样的事，西太后从别处得知是非常可能的。
笔者也倾向于这样的观点，理由倒不是因为时间。
比如没有火车遇有紧急情况荣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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