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考取了举人或者贡生，到北京参加了礼部举行的会试，那就意味着你要为朝廷效力，要为皇帝效力了。
如今皇帝在殿试之后，亲自录取了你，并将大明朝一个县的百姓，或者说一个州府的司法职责交给了你，让你负责，这算不算是皇恩浩荡？！
你要是敢挑肥拣瘦拈轻怕重，穷的地方不想去，偏的地方不想去，你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新科进士一旦这么做了，就等于立刻丧失了大义名分，立刻就在道义上落入千夫所指的局面。
那么在明朝的历史上有没有那种对于朝廷分配的官职不感兴趣不愿意去从而拒绝接受辞官不就的呢？
当然有了，比如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万历末年和天启年间也有很多东林党人或者东林党的同路人都是这么做的。
而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或者能与忠君相媲美的道义出发点。
这就是孝道。
刘宗周就是以老母有病，需要回家侍候老母为借口辞官不就的。
而这个完美的借口，也成了很多臣子拒绝朝廷许多任命的最佳理由。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那么完美，但却看起来更加高大上的借口。
那就是儒家君子们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即所谓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孔子的原话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大概意思是，当国家政治清明，君主遵守大道的时候，君子就出去当官，辅佐圣君仁主治理天下；当国家政治黑暗，君主背弃大道的时候，君子可以退隐江湖，等待时机。
这样一个天然的借口，曾经是天启年间许多东林党人，以及东林党同路人们，明哲保身进退自如的理由。
不过，眼下这个借口却用不上了。
虽然到了崇祯四年的时候，大明朝仍有一些朝野清流人士，不断上书指摘朝政得失，批评皇帝这个做得不对，那个做得离谱，但是崇祯皇帝在西北、漠南、朝鲜以及辽南等地的胜利，却让更多的人闭上了嘴巴。
即位以来财政上的逐渐宽裕，以及罕见的一连串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崇祯皇帝的声望，在各种批评与指摘之中一路攀升。
到了崇祯四年的五月，已经没有哪个大臣敢于借口“邦无道则隐”请辞了。
谁要是这么做，他恐怕也就永远没有了起复和回归的机会了。
若是仍以孝道作为逃避到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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