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大明朝的翰林院就三个功能，首先是编撰史书，其次是起草诏书，然后是陪皇帝读书。
在这三个功能之中，可以说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权力。
特别是在当今这位崇祯皇帝继位之后，翰林院仅有的这三个功能，如今也只剩下了编撰史书这一个了。
起草诏书的事情，就不用提了，崇祯皇帝很少再让翰林院起草圣旨或者上谕。
就是有些时候，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别人帮助记录、连缀成文，或者是帮助斟酌润色，这样的工作，也是直接由当值的中书舍人们来做了。
至于陪皇帝读书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如今的崇祯皇帝跟历史上的那位可不一样了。
不是说如今这位不喜读书，也不是说如今这位博览群书，已经不需要别人的指点了。
而是说，他并没有多少时间读那些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之类的古书。
翰林院在崇祯皇帝继位之后，先后多次上书，请求崇祯皇帝重开经筵日讲，让翰林学士或者已经闲得蛋疼的翰林侍讲、翰林侍读们入宫，为皇帝讲解四书五经方面的东西。
可惜的是，但凡翰林院类似的上书，崇祯皇帝全部都是留中不发，采取已读不回、不予处理的方法对待。
久而久之，经筵日讲也荒废了下来，京师翰林院里的翰林侍讲、翰林侍读们整日无事可做，有的请了长假归家省亲，有的寄情山水吟诗作对，乐得逍遥自在。
然而，眼下崇祯朝的翰林院，即便是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可是它在天下士子们的心目之中，却仍然是在朝京官里最为清贵显耀的所在了。
尤其是在二十四岁的宋时烈眼中，能够以朝鲜士子和崇祯四年探花的身份，如愿以偿地进入大明朝的翰林院，比起当初中了会元，都更让他感到高兴。
至于崇祯四年春闱殿试的状元左懋第，还有殿试之后取中的榜眼杨廷麟，更是自从殿试结束了之后，就处在恍恍惚惚的状态之中。
尤其是三十岁的左懋第，崇祯三年秋天才刚刚在山东中举，本来这次前往京师参加会试的目的，就是想先熟悉一下进京赶考的感觉，蹚蹚路子，以便为下一次的大比之年做足准备。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回，他不仅一举得中，而且殿试之后皇帝亲自录取的结果，更是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在原本的历史上，左懋第运气也不错，同样是在崇祯四年首次参加会试就中了。
不过在原本的历史上，不管是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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