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归化城，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
曹文诏需要留在河套之地的西北角上开辟朔方镇守府，自然无法东归了。
至于靖远伯山海镇总兵官赵率教，及其麾下的山海镇官军骑兵，暂时也没有东归的必要。
因为山海关的步卒有坚固城池可以坚守，而且顶在山海关数百里外的辽东镇，还有一条坚不可摧的宁锦防线。
所以，崇祯皇帝根本不必担心山海关方向的安全。
而赵率教这样的边军大帅一级的人物，搁在如今的山海关，也实在是一种浪费。
再加上赵率教本人，原本就是出身于甘肃镇辖内靖虏卫的武进士，对于河西地区的山川兴胜、兵要地志等等谙熟于胸，让他留在西北，参与西北的平乱，也正是人尽其才。
崇祯三年三月十九日上午，也即三边总督府会议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上午，军机大臣东胜侯李邦华即带着靖远伯赵率教所部山海镇官军骑兵六千余人，以及蒙古部落首领俄尔克褚虎尔、吉仁泰两部蒙古骑兵四千余人，浩浩荡荡，一路风烟地，朝着花马池东南的延安府开去。
陕北延安府这个地方，在西北的战略大局上到底有多么的重要，或许只有如今远在大明京师的崇祯皇帝才知道得最清楚。
在这个问题，包括一向还算是比较有大局观的李邦华，内心深处其实都有些不以为然。
毕竟如今延安这个地方，既不是通衢大道，也不是财赋重地。
特别是在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反复破坏之下，崇祯三年春天的延安府早已是田地荒芜、残破不堪，除了沿着延河修筑的狭长府城之内还算是稍有人气之外，延安府城的周边各地，也早已经没有了过去稠密的人口。
若不是之前延绥镇的监军御史马懋才在甘泉峪屯垦两年多来打下的基础，那么李邦华带着如许规模的骑兵大军前来，恐怕连人吃马嚼需要的粮草都供应不上。
不过，由于之前一系列的事实似乎已经证明，远在京师中的皇帝陛下似乎具备一种异乎寻常的预知和洞察能力，所以得封东胜侯之后的军机大臣李邦华，对于崇祯皇帝的旨意已经养成了服从的习惯。
只要皇帝的想法，不是过于匪夷所思，不是过于违背常识，他都会尽量说服自己接受，然后顺着皇帝的思路去做出各种具体的安排，并且尽可能去做一些查漏补缺的工作，把皇帝的想法变成现实。
而这一点，也正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所期待看到的一个结果。
既然他通晓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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