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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明末的历史人物有所了解之外，他也只是知道一些明末的历史大势而已。
不管是在前世还是在今生，他都不是什么技术专家，也不是什么军事专家，再加上明末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条件，要想对身在一线的将帅进行干预，十有八九会捅大娄子。
六月初四日傍晚，李邦华从石口遣人送往京师的山西最新军情，终于经过了八天的长途跋涉，送到了通政司。
崇祯皇帝得报大喜，当即招来内阁首辅李国鐠、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吏部尚书成基命，以及病情略有起色的军机大臣英国公张惟贤，议论封赏事宜。
而最令崇祯皇帝高兴的，还不只是官军在山西胜了流贼，而洪承畴在柳林堡内将王左挂、王自用以下十一名贼军领袖全部处决的消息。
这些贼头不死，将来仍是祸害。
除了肉体消灭，暂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至于杀俘杀降，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能够理解洪承畴的苦心，所以并不在意。
所以在召见朝中重臣，议论封赏的时候，心情大好的崇祯皇帝提议重赏，而且是对朝廷文官来说前所未有的重赏。
那就是封爵，封山西剿贼督师李邦华为侯，封洪承畴、孙传庭为伯。
历史上崇祯末年的时候，很多朝廷的文臣不愿或者不敢出京统兵作战，除了当时官军战斗力低下，常常是有去无回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打了胜仗，功劳是朝廷的，是武将的，前线的文官统帅，除了加衔没有别的好处。
而一旦打了败仗，朝廷很少去追究武将的责任，反而会把责任全都归咎到督师或者带兵的文官身上。
好多原本十分杰出的文官，不是被前线的武将坑死，就是被朝廷议罪下狱。
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很多朝中的文官大臣宁肯辞官回家，也不愿意上前线领兵打仗。
因为打仗对他们的很多人来说，胜了没有令他们足以动心的好处，而一旦败了，不是兵败身死，就是被逮捕下狱，风险与收益完全不成比例。
以文制武的大方向，是没有错的，不少文官也有领兵打仗建功立业的夙愿，但是面对明末这种绝对的高风险与绝对的低收益或者零收益，谁还会甘冒风险为老朱家领兵打仗呢？
如今的崇祯皇帝就是想要改变这个局面，军功封爵制度不能一直局限在武将中间，文官有了军功，同样可以封爵。
而且此事也有先例。
王守仁即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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