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天下知，只要赐进士出身就好了。
再说程颐，在皇帝面前受挫之后，转而去了洛阳开始讲学。在十几年中，培养了无数弟子，他的固执和守旧，被旧党认同且看重。
理学的思想就是守旧，一切都要以原本的制度为规矩，以伦理纲常为正统，按部就班地将祖宗法度延续下去。旧党为了将皇帝改造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也是拼了。而官家确实有朝着旧党所希望的方向变化着，甚至在宫中的表现给人一种木讷的感觉。
但谁也不会知道，皇帝这是在藏拙。面对一个动不动君辱臣死，以自杀威胁皇帝的老夫子，官家还能说什么，做什么呢？
还有皇帝需要给祖母高氏安心。高氏是旧党最坚实的支持者，做孙子的总不能让祖母看到自己原来和她老人家不是一条心吧？
多种原因之下，赵煦这个还没有独揽大权的皇帝，表现出来的举止，似乎预示着旧党的改造皇帝的目的已经成功了。但再接再厉，在关键时刻，还是不能掉链子。一切都要等到赵煦亲政之后才能看出端倪。
当然，这些压力都落在程颐身上。
相比苏轼给官家上课，教授诗文一类的雅趣。
程颐的责任就重大了许多，他不仅仅要将官家的性格塑造成持重老成的夫子性格，还要对官家接触新党思潮严防死守。可以说，官家是在程颐的眼皮子底下，被监视着成长起来的倒霉皇帝。他要是普通人，也就罢了，性子弱一点的很可能被程颐得逞了。
可是赵煦是皇帝啊！
他是一言九鼎，富有四海的皇帝，被如此压抑的成长，等到成年之后能不反叛？
旧党以为妥了。
而王安石为了变法，甚至说出了——祖宗之法皆可废。能说出这等大逆不道的话，旧党认为官家以后自然会避变法派为蛇蝎一样厌恶。
如今旧党最大的乐趣就是打压变法派大佬，将其一个个都发配来发配去，反正不能让他们闲着。
苏轼的情况很微妙，他不是变法派，更不是守旧派。按理来说，他应该是骑墙派。正好夹在两拨人中间骑在墙头上，俯瞰底下两拨人你来我往，打的好不热闹。可苏轼毕竟是苏轼，他骑在墙头不说话也就没人会注意到他。可偏偏他总是看不顺眼，不仅看不顺眼，还长了一张损人不留情面的嘴。
骂完了新党。
骂旧党。
或者干脆两帮人一起骂。
于是两帮人也不掐架了，纷纷从地上捡砖头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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