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去岁将扣住的租庸运抵洛阳，这件事透着古怪。
江南地方养兵，必然需要大量的钱粮，几大节度使顺服的上缴了江南当地的租庸，这件事本身就透着反常。不论高适抑或是李希言，那些人都是一贯反秦晋的。现在秦晋在事实上挟持了天子，他们早就满腹的不满，怎么可能乖乖配合呢？
事情反常必为妖，秦晋认为，江南几大节度使之所以如此，就是要稳住朝廷，而静待时机。
换言之，韦见素此去江南，随时都有可能因为意外而丢了性命。比如，史思明突然大举进攻河东，到那时，韦见素恐怕就成了叛乱者祭旗的牺牲品了。
秦晋对杜甫的分析深表认同，但江南总得有人去，虽然表面上看韦见素宣抚江南是在政事堂斗争失利以后被迫为之。但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何尝又不是韦见素用豪赌的方式在以退为进呢？
如果事败则一切休提，至少其子韦倜已经做了门下侍郎，省却了不知多少的蹉跎岁月。如果平安回到长安，韦见素则已经有了与夏元吉和第五琦叫板的资本。
忽的，杜甫目光中闪过一丝担忧。
“大夫用制衡之策加之于政事堂，就不怕步了太上皇的后尘吗？”
他很少说话如此露骨，但也是唯有直抒己见才能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担心。
政事堂若在一定程度之内互有牵制，自然是保持权力稳定的法子，但是万一有人无所不用其极呢？比如为了除掉韦见素而不择手段，最终恐将伤害到朝廷的利益。
当年的哥舒翰、高仙芝，哪个不是既要面对叛贼，又要面对内部反对者的攻讦。而且往往内部的反对者将更具威胁，他们也都是毁在了自己人手里。
秦晋轻轻叹了口气。
“没有稳妥的制度可以保证权力平衡之前，必要的制衡还是需要的，这个风险恐怕也必须得冒，关键在于能否将这种制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在合理的程度内！”
对于这一点杜甫并不担心，秦晋现在年富力强，有着足够的体力和精力把控权力细节。反观太上皇晚年那些复杂的明争暗斗，更多的要归结为太上皇年老体衰，精力已经大不如前，对权力的细节也无法一一掌控，失控自然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一个人所在的位置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和高度也自然会随之改变。从前的杜甫只一心想着求官，尤其是到了最为难熬的困顿时期，求官的目的也变得越来越简单，仅仅是为了家人谋一个安稳的生活，不至于颠沛流离，不至于吃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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